秦自商鞅變法圖強起，經過百餘年的蓄積，傳至秦王政（即後來之秦始皇）時國力已達鼎盛，因此，自西元前230年起，短短九年內便完成了統一。秦之統一中國，就戰略典型上來看，要算是一次標準的「長期鬥爭」模式。此種「長期鬥爭」是一種真正總體性的大戰略，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方面都在內。秦成功的要素便在於其大戰略的持續性和一貫性。不過，如此成功的大戰略，卻無法長久維繫帝國的命脈，使得秦帝國在統一後短短十五年即覆滅。關於秦衰亡的原因歷世歷代都有不同的說法，及至現代，國內外學者對此問題依舊眾說紛紜，但針對此事件的討論，不是只注重現象的描述，便是偏重某一層面的解釋與分析，缺乏整體性的探討。基於此，本研究採行文獻分析法及歷史研究法，目的在於敘述秦統一後所面對的內外環境，並整理出秦總體戰略的規劃；其次，評析秦的政治、經濟、心理與軍事四方面的政策，探討其對應新局面所做的改變成效為何；第三，藉由總體戰略理論的架構，系統性地分析秦帝國各方面戰略的缺失，以便找出秦衰亡的真正原因。
在研究當中即發現，秦在政治方面採行中央集權的皇帝制度，地方上配合郡縣制度管理，雖能有效統治帝國，但在繼承制度有缺失的情形下，秦二世得以利用手段取得皇位。二世繼位後的諸多政策，破壞皇帝制度運作良好所需的廷議制度及秦累代建立的人才庫，在面對帝國末年的叛亂時，便由於統治機制的崩潰而無法有效因應。而在對匈奴與百越的戰爭中，由於戰前評估失誤，雖能取得戰爭的勝利，但其後為維持成果所投入的人力物力，和新增疆域所能獲得的資源不成比例，使得秦戰略資源耗費過多，形成帝國內部不穩定的因子。秦在經濟方面於林業、畜牧業、鹽鐵業等方面採行多種政策，配合帝國的道路、水利等產業建設，有效將天然資源轉換成國力，而秦的農業、幣制改革，也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在連年戰爭、興築宮室及多方轉輸的消耗下，超出秦經濟所能負擔的程度，導致民怨四起。
秦在軍事方面擁有多樣化的兵種，先進的裝備，變化多端的陣型，配合訓練有素的軍隊，使得秦軍成為統一戰爭中的關鍵因素，但在帝國末年的平亂戰爭中，由於中期戰略行動錯估情勢，使得後期情勢急轉直下，在秦軍投降項羽後，帝國軍事力量瓦解，使得秦再無抵抗反抗勢力的力量。秦在心理方面的攻勢心理戰略，由於強勢推展統一法令，加上焚書事件的影響，並沒有辦法達到爭取民心的結果，雖然在關中地區的守勢心理戰略相當成功，但軍功爵制帶來的社會階級化，造成關東與關中人民矛盾對立，反而激化人民的反抗心理。秦的諸多政策分開來看都有其成效，但在推展時太過強勢引發民怨，加上對國家資源分配不當，導致國力過度消耗，其後在平亂戰爭中，除軍事力量外其餘諸政策無法配合，使得叛亂力量一再地的擴大，最終造成帝國的滅亡。

Started from the Sang-yang Reform, after more than one hundred year storing up, Chin’s national power has been in a period of great prosperity when Ying-cheng ascended the . Therefore, Chin united other nations in only nine years since B.C.230. Chin’s unity could be viewed as a standard “long-term conflict” model in strategic aspect. The “long-term conflict” is a real integral strategy, which integrate politics, economy, military, and diplomacy. The essential factor of Chin’s success is the continuity and the consistency of its strategy. However, this successful strategy couldn’t maintain Chin’s lifeblood, contrarily; Chin has come to the end in only 15 years. Regarding Chin’s degeneracy, there are a lot of arguments from a very long time even till now, but all the arguments either only emphasized on the description of the phenomenon or one-sidedly emphasized on the explanation and analysis of a specific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above statement, this research utilize documents analysis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to firstly describe the environment Chin faced after the unity and sort out the plan of Chin’s integral strategy. Secondly, this research analyze Chin’s strategy in four aspects, political, economical, psychological, and martial, and then probe into the effects of the changes while Chin facing the new situation. Thirdly,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flaws of all Chin’s strategies by using the frame of the Total Strategy theory to find out the real cause of Chin’s degeneracy. 
The finding is that Chin used both centralization emperor system and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system politically, though this strategy ruled the empire effectively, the flaw of succession system made Hu-hai obtain the throne by tricks. The policy Hu-hai practiced after succeeding to the throne ruined the senate and think tank, which are emperor system needed for its well-arrangement. When facing the revolt during the last years of the empire, the collapse of the dominion caused Chin hard to react to the revolt effectively. During the war with Xiongnu and Yue peoples, though Chin had the victory, the mistake of the prewar evaluation made Chin need to invest in too many manpower and material sources, which couldn’t be proportioned to the sources they gained after occupying the new territory, and then caused the unstable internal political situation. Economically, Chin practiced varied policies in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and salt iron industry, and also tied in empire constructions to effectively transfer natural resources into national power, in addition, the reformation of Chin’s agriculture and currency system also gained well effects. However, the consumption of the years-running wars, palace build-up, and transportation made Chin’s economy overloaded that raised social grievances. 
Militarily, Chin owned varied divisions of its military forces, advanced hardware, variable array, and well-disciplined army, which made Chin’s army a key element of the united wars. Nevertheless, during the suppress war of the last years of the empire, due to mistake made at the middle stage, the situation of the last phase turned down rapidly. After Chin’s army surrendering to Xiang Yu, the force of the empire collapsed and made Chin lose the power to resist the rebels. Psychologically, the forceful promotion of the unify enactment and the effects of the Book burning event caused Chin’s failure in gaining the feelings of the citizenry. Although the defensive psychology strategy succeeded in Guanzhong, the social class from demarches caused the opposing position between the people of Guandong and Guanzhong which aroused people’s rebels. Chin’s many policies were effective, but the public anger from forceful promotions and the improper resource allocation both caused the over-consumption of the national power. In the later suppress war, the force couldn’t co-operate with other policies which made the power of the armed rebellion expanded again and again, and finally brought out the end of the empire.

目  錄

緒  論  …………………………………………………………………………  1
    一  研究動機與目的  ……………………………………………………  1
    二  文獻檢閱  ……………………………………………………………  2
    三  研究方法與途徑  ……………………………………………………  14
    四  研究範圍與限制  ……………………………………………………  17
    五  研究架構  ……………………………………………………………  19

第一章	 秦統一後的戰略環境  …………..…………………………………  21
第一節	  政治環境  …………………………………………………………  21
第二節	  經濟環境  …………………………………………………………  29
第三節	  軍事環境  …………………………………………………………  37
第四節	  心理環境  …………………………………………………………  42

第二章	秦帝國政治戰略評析  …………..…………………………..………  49
第一節	  內政戰略評析  ……………………………………………………  49
第二節	  外政戰略評析  ……………………………………………………  63

第三章	秦帝國經濟戰略評析  …………..…………………………..………  77
第一節	  秦帝國的戰略資源  ………………………………………………  77
第二節	  秦帝國的農業政策  ………………………………………………  90
第三節	  秦帝國的金融財政  ………………………………………………  97

第四章	秦帝國軍事戰略評析  …………..…………………………..………  103
第一節	  秦帝國的軍事力量  ………………………………………………  103
第二節	  秦帝國軍事力量的運用  …………………………………………  117

第五章	秦帝國心理戰略評析  …………..…………………………..………  137
第一節	  秦帝國的攻勢心理戰略  …………………………………………  138
第二節	  秦帝國的守勢心理戰略  …………………………………………  153

結  論  …………………………………………………………………………  165
    一  研究回顧與檢討  ……………………………………………………  165
    二  研究心得與展望  ……………………………………………………  168

參考書目  ………………………………………………………………………  171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分
（一）文獻
《十家注孫子兵法譯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
《六韜》。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
《太平御覽》。台北，新興書局，1959年。
《文獻通考》。台北，新興書局，1963年。
《史記》。台北：明倫出版社，1972年。
《考工記》。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
《呂氏春秋》。台北：中華書局，1965年。
《孟子》。台北：藝文印書館，1970年。
《周書》。台北：洪氏出版社，1974年。
《周禮》。台北：藝文印書館，1966年。
《帝王世紀》。台北：藝文印書館，1967年。
《春秋左傳》。台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
《後漢書》。台北：鼎文出版社，1977年。
《荀子》。台北：中華書局，1965年。
《陣紀》。台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
《秦會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孫臏兵法》。台北：星光出版社，1985年。
《清文匯》。台北：世界書局，1961年。
《商君書》。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
《越絕書》。台北：藝文印書館，1966年。
《淮南子》。台北：中華書局，1965年。
《華陽國志》。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6年。
《通志》。台北，新興書局，1963年。
《通典》。台北，新興書局，1963年。
《新書》。台北：藝文印書館，1970年。
《新唐書》。台北：洪氏出版社，1977年。
《資治通鑑》。台北：明倫出版社，1972年。
《管子》。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
《漢官儀》。台北：藝文印書館，1967年。
《漢書》。台北：洪氏出版社，1975年。
《漢舊儀》。台北：藝文印書館，1967年。
《墨子》。台北：中華書局，1965年。
《獨斷》。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
《廣韻》。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
《戰國策》。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年。
《韓非子》。台北：中華書局，1965年。
《讀史方輿紀要》。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


（二）專書
André Beaufre著，鈕先鍾譯，《戰略緒論》(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台北：麥田出版公司，1996年。
B. H. Liddell Hart著，鈕先鍾譯，《為何不向歷史學習（殷鑑不遠）》(Why Don’t We Learn from History)。台北：軍事譯粹社，1977年。
B. H. Liddell Hart著，鈕先鍾譯，《戰略論：間接路線》(Strategy: The Indirect Approach)。台北：麥田出版公司，1996年。
Chava Frankfort-Nachmias and David Nachmias著，潘明宏、陳志瑋譯，《最新社會科學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s in the Social Science, 5th ed.)。台北：韋伯文化國際出版公司，2003年。
Denis Twitchett and Michael Loewe編，楊品泉等譯，《劍橋中國秦漢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I, The Ch’in and Han Empires, 221 B. C. – A. D. 220)。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
Earl Babbie著，李美華等譯，《社會科學研究方法》(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 9th ed.)。台北：時英出版社，2004年。
J. F. C. Fuller著，鈕先鍾譯，《戰爭指導》(The Conduct of War 1789-1961)。台北：麥田出版公司，1996年。
John M. Collins著，鈕先鍾譯，《大戰略：原理與實踐》(Grand Strategy)。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75年。
Kate L. Turabian著，蔡美華譯，《芝加哥大學寫作手冊》(A Manual for Writers of Term Papers,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6th ed.)。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4年。
Raymond L. Gartroff著，鈕先鍾譯，《蘇俄軍事思想》(Soviet Military Doctrine)。台北：軍事譯粹社，1957年。
于琨奇，《秦始皇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
王紹東，《秦朝興亡的文化探討》。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4年。
王輝，《秦出土文獻編年》。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0年。
王蘧常，《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中國軍事史編寫組編，《中國歷代軍事戰略》。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
中國軍事史編寫組編，《中國歷代戰爭年表》。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3年。
中國歷代戰爭史編纂委員會編，《中國歷代戰爭史》，第二冊。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6年。
中華戰略學會編，《認識戰略》。台北：中華戰略學會，1997年。
中華戰略學會編，《戰略精萃》。台北：中華戰略學會，1997年。
孔令晟，《大戰略通論：理論體系和實際作為》。台北：好聯出版社，1995年。
田昌五、安作璋、孟祥才編，《中國歷代經濟史》，第一卷，《先秦兩漢卷》。台北：文津出版社，1998年。
白鋼編，《中國政治制度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
朱浤源編，《撰寫博碩士論文實戰手冊》。台北：正中書局，1999年。
何世同，《中國戰略史》。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2005年。
李玉福，《秦漢制度史論》。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2年。
李玉潔編，《中國早期國家性質》。台北：雲龍出版社，2003年。
李根蟠，《中國農業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
李福泉，《千古一帝秦始皇》。台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1995年。
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台北：三民書局，2000年。
吳如嵩、黃朴民、任力、柳玲著，《中國軍事通史》，第三卷，《戰國軍事史》。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年。
余宗發，《雲夢秦簡中思想與制度鈎摭》。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
呂思勉，《呂著中國通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
呂思勉，《秦漢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呂敬正編，《當代戰略指南》。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4年。
貝遠辰註譯，《新譯商君書》。台北：三民書局，1996年。
易君博，《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台北：三民書局，1991年。
孟祥才，《中國政治制度通史》，第三卷，《秦漢》。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
孟祥才，《先秦秦漢史論》。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1年。
周桂鈿、李祥俊著，《中國學術通史—秦漢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林甘泉編，《中國經濟通史—秦漢經濟卷》。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9年。
林劍鳴、周天游、余華青、黃留珠，《秦漢社會文明》。台北：谷風出版社，1987年。
林劍鳴，《秦漢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姚秀彥，《秦漢史》。台北：里仁書局，1981年。
洪家義，《呂不韋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
段家鋒編，《論文寫作研究》。台北：三民書局，1992年。
原田稔久著，楊鴻儒譯，《未來國防論》。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2年。
席汝楫，《社會與行為科學研究方法》。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7年。
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編，《秦俑學研究》。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
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編，《秦俑秦文化研究—秦俑學第五屆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
夏曾佑，《中國古代史》。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高敏，《睡虎地秦簡初探》。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0年。
徐富昌，《睡虎地秦簡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
張文立，《秦始皇評傳》。台北：里仁書局，2000年。
張分田，《秦始皇傳》。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4年。
梁啟超，《飲冰室文集》，第四冊。台北：中華書局，1960年。
陳秀夔，《中國財政史》。台北：正中書局，1977年。
陳秀夔，《中國財政制度史》。台北：正中書局，1975年。
陳高華、錢海皓、王曉衛編，《中國軍事制度史—兵役制度卷》。鄭州：大象出版社，1997年。
陳高華、錢海皓、李新達編，《中國軍事制度史—武官制度卷》。鄭州：大象出版社，1997年。
陳高華、錢海皓、季德源編，《中國軍事制度史—軍事法制卷》。鄭州：大象出版社，1997年。
陳高華、錢海皓、童超編，《中國軍事制度史—後勤制度卷》。鄭州：大象出版社，1997年。
陳高華、錢海皓、赫治清編，《中國軍事制度史—軍事教育訓練制度卷》。鄭州：大象出版社，1997年。
陳琮編，《中國上古財政史》。台北：三民書局，1986年。
鈕先鍾，《大戰略漫談》。台北：華欣文化事業中心，1977年。
鈕先鍾，《戰略思想與歷史教訓》。台北：軍事譯粹社，1979年。
鈕先鍾，《戰略研究與軍事思想》。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2年。
鈕先鍾，《國家戰略論叢》。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4年。
鈕先鍾，《中國戰略思想史》。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92年。
鈕先鍾，《西方戰略思想史》。台北：麥田出版公司，1995年。
鈕先鍾，《歷史與戰略》。台北：麥田出版公司，1997年。
鈕先鍾，《戰略研究入門》。台北：麥田出版公司，1998年。
鈕先鍾，《中國戰略思想新論》。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03年。
黃留珠，《秦漢歷史文化論稿》。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年。
傅樂成，《中國通史》。台北：大中國圖書公司，1995年。
雷戈，《秦漢之際的政治思想與皇權主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楊寬，《戰國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1年。
楊寬，《戰國史料編年輯證》。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2年。
劉昭民，《中國歷史上氣候之變遷》。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2年。
劉澤華，《中國的王權主義—傳統社會與思想特點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劉學銚，《匈奴史論》。台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1987年。
翦伯贊，《秦漢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
鄭良樹，《戰國策研究》。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2年。
鄭良樹，《商鞅及其學派》。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7年。
鄭良樹，《商鞅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2年。
霍印章，《中國軍事通史》，第四卷，《秦代軍事史》。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年。
錢穆，《秦漢史》。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5年。
錢穆，《國史大綱》。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4年。
錢穆，《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年。
謝天佑，《秦漢經濟政策與經濟思想史稿—兼評自然經濟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
韓復智等編，《秦漢史》。台北：國立空中大學，1996年。
鄺士元，《國史論衡》，第一冊，《先秦至隋唐篇》。台北：里仁書局，1995年。
鄺士元，《國史論衡》，第三冊，《中國經世史稿》。台北：里仁書局，1995年。
鄺士元，《中國學術思想史》。台北：里仁書局，1995年。


（三）學位論文
王志成，《商鞅農戰政策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65年。
王家仁，《商君書思想之研究》。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85年。
丘立崗，《論秦的統一戰略—一個結構化分析的個案研究》。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75年。
朱心怡，《秦法家思想之發展研究》。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86年。
陳雲章，《印度大國戰略之研究：以薄富爾總體戰略分析》。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93年。
李宗澤，《商君書政治思想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碩士論文，民國86年。
黃喜，《日本軍事戰略之研究》。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86年。
康珮，《商君書與商鞅治道之研究》。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90年。
張菀崢，《西漢前中期「秦亡於法家」之說的檢討》。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88年。
張鉉根，《商鞅的政論與變法》。文化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75年。
常鳳臺，《薄富爾戰略思想之研究》。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93年。
楊富田，《韓非「術論」的統治思想研究》。文化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85年。
蔡文彥，《從商君學派的法治思想看秦王朝的政經形勢》。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民國89年。
盧星廷，《政經改革與國力增長關係之研究—以秦商鞅變法為例》，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93年。
鍾永發，《秦帝國霸業的奠基、發展與完成—以秦穆公、秦孝公、秦始皇為中心的探討》。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在職進修專班碩士論文，民國91年。
謝美珠，《戰國時期秦與東方六國變法的比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88年。
顧邦猷，《戰國至漢初關於「大一統」的思考》。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82年。


（四）期刊論文
上官緒智，〈秦漢時期軍費開支、籌措與管理問題研究〉，《先秦、秦漢史》，2006年，第2期。
于秀情，〈秦統一巴蜀前後與兩地民族關係之比較研究〉，《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02年1月，第23卷，第1期。
王世榮，〈秦人政治文化的特色〉，《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3月，第34卷，第2期。
王明珂，〈匈奴的遊牧經濟：兼論遊牧經濟與遊牧社會政治組織的關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93年3月，第64本，第1分。
王長華，〈春秋戰國山東和秦國士人的政治取向〉，《二十一世紀》，1995年8月，第42期。
王柏中、隋文家，〈秦朝利用法律手段對經濟行為的規範管理〉，《鞍山師範學院學報》，2000年6月，第2卷，第2期。
王保國，〈戰國時期秦對六國外交策略的演變〉，《河南教育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21卷，第4期。
王紹東、孫志敏，〈秦亡於二世的歷史文化因素考察〉，《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3年9月，第35卷，第5期。
王健，〈事功精神：秦興亡史的文化闡釋〉，《先秦、秦漢史》，2002年，第4期。
王健文，〈歷史解釋的現實意義—以漢代人對秦政權興亡的詮釋與理解為例〉，《新史學》，1994年12月，第5卷，第4期。
王健文，〈學術與政治之間：試論秦皇漢武思想政策的歷史意義〉，《清華學報》，2002年9月，第30卷，第3期。
王曉波，〈秦的興亡與法家之治〉，《大陸雜誌》，1981年9月，第63卷，第3期。
王震亞，〈匈奴在溝通中西經濟、文化交流中的貢獻〉，《國立歷史博物館管刊：歷史文物》，1993年4月，第3卷，第2期。
方俐懿，〈評介〔劍橋中國史：秦國與秦帝國篇〕〉，《簡牘學報》，1993年12月，第15期。
白音查干，〈戰國時期燕、趙、秦長城新論〉，《先秦、秦漢史》，2000年，第1期。
白音查干，〈盧生其人與秦王朝的速亡〉，《內蒙古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6月，第29卷，第3期。
仝晰綱，〈秦統一後的六國遺族〉，《社會科學家》，1996年，第3期。
史廣全，〈秦朝法治失敗原因的理性思考〉，《求是學刊》，2001年5月，第28卷，第3期。
田靜，〈秦亡與漢初的黃老政治〉，《人文雜誌》，1994年，第3期。
田靜，〈秦統一後的六國貴族〉，《歷史教學》，1994年，第3期。
田靜，〈由秦俑透視秦軍之作戰能力〉，《文博》，1994年，第6期。
安忠義，〈先秦騎兵的誕生與演變〉，《先秦、秦漢史》，2002年，第6期。
朱紹侯，〈商鞅變法與秦國早期軍功爵制〉，《先秦、秦漢史》，2005年，第2期。
朱瑗，〈秦代兵制研究〉，《反攻》，1970年7月，第340期。
朱瑗，〈秦代政制研究〉，《反攻》，1970年8月，第341期。
朱瑗，〈秦代經濟研究〉，《反攻》，1972年3月，第360期。
朱筱新，〈對秦統一度量衡制的再認識〉，《北京教育學院學報》，2000年6月，第14卷，第2期。
余宗發，〈秦始皇所以厲禁男女淫佚之研探〉，《育達學報》，1990年12月，第4期。
余宗發，〈法家在秦地發展初探〉，《國立僑生大學先修班學報》，1996年7月，第4期。
余宗發，〈秦政治與文化生態之特質研探〉，《國立僑生大學先修班學報》，1998年7月，第6期。
余宗發，〈呂不韋對秦政治文化之貢獻〉，《國立僑生大學先修班學報》，2000年7月，第8期。
余宗發，〈呂不韋治秦時所面對的秦人社會現象〉，《國立僑生大學先修班學報》，2001年7月，第9期。
余從榮、周鑾書，〈反秦農民起義軍的兵制〉，《佛山科學技術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年6月，第16卷，第2期。
呂春盛，〈試論秦末六國的復國意識〉，《史原》，1991年6月，第18期。
杜正勝，〈從肉刑到徒刑—兼論睡虎地秦簡所見古代刑法轉變的信息〉，《食貨月刊》，1985年11月，第15卷，第5、6期。
杜正勝，〈秦火與焚書〉，《歷史月刊》，1988年9月，第8期。
杜欽，〈漢文帝除肉刑及秦漢刑徒的刑期問題〉，《史耘》，1996年9月，第2期。
那思陸，〈秦代的司法制度〉，《國立空中大學社會科學系社會科學學報》，1999年5月，第7期。
吳昌廉，〈秦漢道制考略〉，《文史學報》，1991年3月，第21期。
吳剛、劉小洪，〈秦亡漢興之因再探〉，《學術月刊》，1996年，第8期。
吳福助，〈睡虎地秦簡〔語書〕論究〉，《簡牘學報》，1981年7月，第10期。
吳福助，〈秦律「重刑主義」下的彈性法規探討〉，《東海中文學報》，2001年7月，第13期。
吳毅，〈秦朝速亡原因新探〉，《安徽師專學報》，1994年，第1期。
吳毅，〈秦朝速亡原因新論〉，《寶雞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年9月，第19卷，第3期。
李炳海，〈以秦鑒漢、貫通古今—司馬遷對秦亡歷史教訓的總結〉，《天府新論》，1999年，第5期。
李禹階，〈秦始皇”焚書坑儒”新論—論秦王朝文化政策的矛盾衝突與演變〉，《先秦、秦漢史》，2005年，第2期。
李新城，〈論秦漢相權之變遷〉，《先秦、秦漢史》，2001年，第6期。
李建緯，〈弓矢與弩—兼論漢與匈奴的戰鬥方式〉，《歷史文物》，2003年10月，第10期。
李進，〈秦朝的邊疆經略〉，《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3期。
李震，〈秦代軍制及軍事教育〉，《中華文化復興月刊》，1982年1月，第15卷，第1期。
李慧娟、趙曉晨，〈法家思想與秦朝興亡關係淺論〉，《長春師範學院學報》，2004年1月，第23卷，第1期。
李寶通，〈秦二世十二歲即位說〉，《先秦、秦漢史》，2006年，第2期。
何清谷，〈秦幣辨疑〉，《中國錢幣》，1996年2月，第53期。
何清谷，〈秦幣探索〉，《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年3月，第25卷，第1期。
何維鼎，〈秦統一嶺南投放了多少兵力？〉，《華南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2年，第2期。
何燕，〈秦的文字統一政策及其得失〉，《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5期。
何樹環，〈從郡縣制度談秦始皇焚書〉，《中華學苑》，1993年3月，第43期。
邢義田，〈從安土重遷論秦漢時代的徙民與遷徙刑〉，《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86年6月，第57本，第2分。
邢義田，〈從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論秦漢的刑期問題〉，《台大歷史學報》，2003年6月，第31期。
邢義田，〈從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重論秦漢的刑期問題〉，《台大歷史學報》，2005年12月，第36期。
周厚強，〈秦士伍的身份及其階級屬性辯析〉，《求索》，1991年，第4期。
金善珠，〈試論秦始皇的「統一法令」—以雲夢睡虎地秦簡為中心〉，《史原》，1989年5月，第17期。
林文華，〈《睡虎地秦簡˙金布律》釋文〉，《美和技術學院學報》，2001年4月，第19期。
林文慶，〈秦律「刑徒」有刑期說辨正〉，《簡牘學報》，1990年3月，第13期。
林永祥，〈試論秦代黃金的使用及作價問題〉，《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1993年9月，第25期。
林啟屏，〈中國古代學術史上的關鍵事件及其意義—以「秦火焚書」為討論的核心〉，《清華學報》，2006年6月，第36卷，第1期。
施丁，〈談談”章邯軍”與”王離軍”〉，《史學月刊》，2001年，第3期。
施偉青，〈也論秦”士伍”的身份—與周厚強同志商榷〉，《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3年，第1期。
侯家駒，〈先秦暨秦漢財金官制〉，《台北市銀月刊》，1985年9月，第16卷，第9期。
侯家駒，〈秦漢賜爵、買爵、賣爵及其經濟涵義〉，《國立編譯館館刊》，1988年12月，第17卷，第2期。
侯家駒，〈從經濟發展觀點看由封建制度到秦漢大一統的演變與特色〉，《大陸雜誌》，1989年10月，第79卷，第4期。
段渝，〈論秦漢王朝對巴蜀的改造〉，《先秦、秦漢史》，1999年，第3期。
胡鳴煥，〈秦亡新論〉，《咸陽師範學院學報》，2002年6月，第17卷，第3期。
洪淑苓，〈論司馬遷筆下的秦始皇與二世〉，《台大中文學報》，1991年6月，第4期。
姚儀敏，〈論法家興於秦之所由〉，《復興崗學報》，1999年9月，第67期。
范學輝，〈秦漢地方行政運行機制初探〉，《先秦、秦漢史》，2000年，第1期。
晋文，〈也談秦代的工商業政策〉，《江蘇社會科學》，1997年，第6期。
徐奇堂，〈試論商鞅的愚民思想〉，《先秦、秦漢史》，2003年，第2期。
徐俊祥，〈凝聚力的缺乏與秦的速亡〉，《徐州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3月，第26卷，第1期。
徐進，〈韓子亡秦論—商鞅、韓非法律思想之比較〉，《法學研究》，1994年，第4期。
徐進，〈商鞅法治理論的缺失—再論法家思想與秦亡的關係〉，《法學研究》，1997年，第6期。
徐衛民，〈秦隋速亡原因比較研究〉，《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年3月，第26卷，第1期。
徐蘋芳，〈考古學上所見秦帝國的形成與統一〉，《台大歷史學報》，1999年6月，第23期。
高凱，〈驚人相似的歷史局面—兼論秦、隋速亡及漢、唐長久興盛的原因〉，《南都學壇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15卷，第2期。
孫赫，〈論異國人才對秦崛起及統一的貢獻〉，《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12月，第5卷，第6期。
奚樁年，〈秦始皇的神仙思想與秦之速亡〉，《江海學刊》，2000年，第2期。
許倬雲，〈由新出簡牘所見秦漢社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80年6月，第51卷，第2期。
許雅玲、傅榮珂，〈秦始皇兵馬俑軍陣排列及其戰備之研究〉，《嘉義大學學報》，2002年6月，第73期。
康德文、潘秀珍，〈春秋戰國秦變強大諸原因探析〉，《廣東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3期。
崔一心，〈忽視政治信仰建設與秦朝的滅亡〉，《天津職業大學學報》，2002年6月，第11卷，第3期。
郭逸民，〈秦漢政府與政制的研究〉，《中國工商學報》，1991年6月，第12期。
郭靜云，〈秦始皇帝的稱號〉，《歷史文物》，2005年2月，第15卷，第2期。
曹英，〈制度性腐敗：秦帝國忽亡的原因分析〉，《江蘇社會科學》，2004年，第2期。
曹松葉，〈戰國秦漢三國人口略述〉，《史學》，1930年12月，創刊號。
曹爾琴，〈論秦郡及其分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0年，第4期。
舒大清，〈談談章邯手下秦軍的構成〉，《湖北社會科學》，2004年，第4期。
張治安，〈秦漢地方制度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學報》，1981年5月，第43期。
張其昀，〈秦帝國的政治〉，《華學月刊》，1979年12月，第96期。
張其昀，〈秦帝國的首相—李斯〉，《文藝復興月刊》，1979年11月，第107期。
張其昀，〈秦帝國的政區—五十一郡〉，《文藝復興月刊》，1979年12月，第108期。
張其昀，〈秦帝國之經濟〉，《文藝復興月刊》，1980年1月，第109期。
張其昀，〈秦帝國的文化〉，《文藝復興月刊》，1980年3月，第110期。
張其昀，〈北伐匈奴、南征南越〉，《文藝復興月刊》，1980年4月，第111期。
張其昀，〈「仁義不施，攻守異勢」—秦代史總論〉，《華學月刊》，1980年5月，第101期。
張金光，〈秦戶籍制度考〉，《漢學研究》，1994年6月，第12卷，第1期。
張金光，〈論秦徭役制中的幾個法定概念〉，《先秦、秦漢史》，2004年，第5期。
張華松，〈秦代的博士與方士〉，《先秦、秦漢史》，1999年，第4期。
張連松，〈長城、後勤與秦擊匈奴之戰〉，《中國機關後勤》，2000年，第12期。
張煥琴，〈徒法不足以自行—秦朝由事皆決於法而迅速走向亡國的歷史啟示〉，《河北青年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4年6月，第2期。
張鳴，〈秦朝滅亡原因管見〉，《安徽史學》，1994年，第3期。
張壽仁，〈秦漢五徒之刑期〉，《簡牘學報》，1981年7月，第10期。
張壽仁，〈秦對境內少數民族政策之探討〉，《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1983年5月，第15期。
張壽仁，〈「秦律『刑徒』有刑期說辨正」之辨正〉，《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1994年9月，第26期。
張傳璽，〈關於”章邯軍”與”王離軍”的關係問題〉，《史學月刊》，1958年，第11期。
張霞，〈論秦代的倡武與禁武〉，《新鄉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4年5月，第18卷，第3期。
張學鋒，〈戰國秦漢時期大、小畝制新證〉，《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1999年，第8期。
張濤，〈秦度量衡與度量衡的統一〉，《歷史文物》，1997年12月，第7卷，第9期。
張濤，〈秦漢騎兵起源及其發展初探〉，《歷史文物》，2001年2月，第11卷，第2期。
陳天式，〈秦漢稅賦規模〉，《中國經濟評論》，1976年4月，第55期。
陳中龍，〈秦漢刑徒研究評述〉，《簡牘學報》，2002年4月，第18期。
陳守亭，〈秦代肉刑考析〉，《法商學報》，1992年12月，第27期。
陳昭容，〈秦「書同文字」新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97年9月，第68本，第3分。
陳昭容，〈秦代書同文的意義及其影響〉，《歷史文物》，2001年1月，第11卷，第1期。
陳彥良，〈先秦黃金與國際貨幣系統的形成—黃金的使用與先秦國際市場〉，《新史學》，2004年12月，第15卷，第4期。
陳純芝，〈先秦大一統思想的轉化與秦統一思想的發展〉，《歷史教育》，1998年6月，第3期。
陳慧琴，〈秦簡中所見的耐刑〉，《簡牘學報》，1981年7月，第10期。
陳德正，〈大流士與秦始皇治國方略辨異—兼論波斯帝國延祚和秦帝國速亡之原因〉，《齊魯學刊》，2002年，第6期。
陳濤，〈秦亡觀闡微—對商鞅變法的再探討〉，《太原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6月，第21卷，第2期。
賀凌虛，〈讖對秦漢政治的影響〉，《社會科學論叢》，1989年3月，第36輯。
勞榦，〈秦的統一與其覆亡〉，《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77年6月，第48本，第2分。
黃文興，〈先秦聖王觀念出現的歷史意義—皇帝制度形成之探究〉，《中國文化學報》，1994年6月，第1期。
黃亨俊，〈秦朝貨幣概論〉，《國立歷史博物館管刊：歷史文物》，1989年11月，第2卷，第9期。
黃真真，〈秦代贖刑略考〉，《簡牘學報》，1981年7月，第10期。
程遠，〈國家意識與秦的統一和速亡〉，《人文雜誌》，1996年，第4期。
傅榮珂，〈秦漢亭制考述〉，《中國學術年刊》，1993年3月，第14期。
傅榮珂，〈秦律肉刑制度考述〉，《嘉義大學學報》，2000年6月，第70期。
湯凌慧，〈雲夢秦簡中秦律的經濟觀探微〉，《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23卷，第3期。
湯蔓媛，〈從睡虎地秦簡看秦代的刑罰類別〉，《簡牘學報》，1981年7月，第10期。
詹士模，〈秦末反秦起事的歷史背景〉，《中山人文學報》，1997年1月，第5期。
詹士模，〈熊心集團成立的背景與滅秦的戰略決策〉，《嘉義大學通識學報》，2005年9月，第3期。
齊克省、楊鈺俠，〈秦朝速亡的歷史啟示〉，《宿州學院學報》，2005年2月，第20卷，第1期。
雷依群，〈秦的統一與秦國的農業政策〉，《咸陽師範專科學校學報》，2000年2月，第15卷，第1期。
楊式昭，〈秦代半兩貨幣在歷史上的意義與影響〉，《歷史文物》，2000年12月，第10卷，第12期。
楊亮功，〈秦建帝國對於文化所產生的影響〉，《孔孟月刊》，1979年7月，第17卷，第11期。
楊樹森，〈從秦代經濟看暴政滅亡〉，《中國憲政》，1977年3月，第12卷，第3期。
楊靜賢，〈秦漢幣制考〉，《法商學報》，1969年9月，第5期。
賈霄鋒、解梅，〈論秦人的價值取向與秦國的人才強國戰略〉，《遼寧教育學院學報》，2003年1月，第20卷，第1期。
管東貴，〈戰國至漢初的人口變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79年12月，第50本，第4分。
廖伯源，〈秦漢朝廷之論議制度〉，《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1995年，第4期。
臧知非，〈”駁而霸”探微—荀子眼中的秦國政治評析〉，《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4月，第2期。
臧知非，〈秦漢里制與基層社會結構〉，《先秦、秦漢史》，2006年，第2期。
樊志民、朱宏斌，〈秦軍事地理變遷與秦農業地域拓展〉，《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1月，第1卷，第1期。
滕肇全，〈秦併列國的政治作戰〉，《復興崗學報》，1982年6月，第27期。
賴明德，〈匈奴勢力和漢民族之政治的消長〉，《國文學報》，1978年6月，第7期。
鄭有國，〈秦簡”士伍”的身份及特徵〉，《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6期。
鄭良樹，〈秦國政治與商君書〉，《書目季刊》，1987年9月，第21卷，第2期。
鄭慧生，〈戰國變法秦國收效卓著發微—范文瀾腐化勢力說解析〉，《洛陽師專學報》，1996年2月，第15卷，第1期。
劉太祥，〈秦漢中央行政決策體制研究〉，《先秦、秦漢史》，2000年，第2期。
劉仲一，〈法家思想與秦朝的速亡〉，《求是學刊》，1998年，第3期。
劉雨濤，〈秦為西戎民族及其與中國歷史文化之關係〉，《中國文化月刊》，1992年11月，第157期。
劉振仁，〈中國古代兵制初探—以先秦到兩漢為例〉，《軍事史評論》，2001年10月，第8期。
劉根良，〈從合縱連橫到遠交近攻—評戰國中期秦國的軍事與外交〉，《江西社會科學》，1995年，第10期。
劉敏，〈承襲與變異：秦漢封爵的原則和作用〉，《先秦、秦漢史》，2002年，第5期。
劉淑美，〈韓非君權思想與秦政之興亡〉，《美和技術學院學報》，2005年4月，第24卷，第1期。
劉景純，〈從商鞅及其學派的思想看秦國的抑商〉，《西安聯合大學學報》，2001年，第4卷，第1期。
劉瑞，〈秦”屬邦”、”臣邦”與”典屬國”〉，《先秦、秦漢史》，1999年，第6期。
劉濟生，〈獨尊法術的速亡—秦王朝政治文化選擇的歷史教訓〉，《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2月，第30卷，第1期。
薛國中，〈秦漢社會性質的再思考〉，《先秦、秦漢史》，2002年，第5期。
謝劍，〈匈奴的生計基礎〉，《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1971年春至秋，第32期。
戴秋湘，〈秦始皇的統一政策即其對漢初的影響〉，《史學會刊》，1998年5月，第42期。
蕭國鈞，〈秦漢時期之都市發展—用古史資料與出土實物加以說明〉，《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1978年5月，第10期。
韓復智，〈秦始皇「車同軌」的問題〉，《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1986年8月，第12/13期。
韓復智，〈對〈秦始皇的「車同軌˙書同文」新評〉的新評〉，《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1992年12月，第17期。
顏清洋，〈匈奴的日常生活〉，《史繹》，1974年9月，第11期。
譚前學，〈雲夢秦簡中為何沒有思想言論罪？〉，《國際簡牘學會會刊》，1993年，第1號。
關榮華，〈試論秦政治制度的形成及其特點〉，《西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1期。
藺喜德，〈秦漢創建的皇帝制度—帝制〉，《文史學報》，1971年5月，第1期。
嚴耕望，〈戰國時代列國民風與生計—兼論秦統一天下之一背景〉，《食貨月刊》，1985年2月，第14卷，第9、10期。

二、英文部分
André Beaufre. 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 R. H. Barry, translator,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5.
André Beaufre. Strategy of Action. R. H. Barry, translator,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7.